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指出，要精准规范用好问责利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贯穿问责工作的全过程，规范精准实施问责，问责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进一步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全面从严治党民意调查显示，93.4%的群众认为2020年对失职失责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问责有力度，比2019年提高1.6个百分点。
“两个维护”是问责的根本原则和首要任务，各地纪委监委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等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不力问题严肃问责，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抗疫斗争开展不到一个月，湖北、广东、浙江等6省市纪委监委，共查处疫情防控不力等问题9600余起。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医院防护物资紧缺，红会捐赠款物睡大觉”问题，湖北省纪委监委快速查处了省红十字会在捐赠款物管理、分配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严肃问责该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等3名省管领导干部。针对武汉市洪山区副区长王在桥严重失职失责，导致密切接触者未被及时收治隔离，大量患者未及时入院收治、部分患者送医过程中长期滞留等问题，武汉市纪委监委迅速查清原由，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2020年上半年，湖北处理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和违规违纪问题14534个，处理15509人。
不久前，江苏省溧阳市某园区纪（工）委就一起问责事项商请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案管、审理等部门会商会审。该园区综合执法局中队长潘某、队员赵某在违法违规小化工企业查处工作中履职不力，潘某具有行政领导职务，适用监察问责，对其政务立案更为合适，赵某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党内问责、监察问责均不妥当。会商组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对前者实施监察问责，后者直接追责。
“我们探索建立问责事项会商会审工作机制，由党风政风监督室提前介入，对问责事项会商会审的范围、流程等划清重点、厘清程序，有利于提高问责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溧阳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精准问责，离不开问责机制和问责程序的细化、规范化。各地以问责条例为主干，结合实际完善配套制度，把问责权关进制度笼子。贵州省纪委监委规范问责程序，对分办移交、启动问责、问责调查、协调审核、会商审核、汇总上报、实施问责等10项流程作出规定，要求在办理督察督办件时，对发现的调查事实不清、责任认定不明、适用法规不准、问责意见建议不恰当等问题，按照规定及时予以纠正。
为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问题，新疆和田地区纪委监委自去年8月以来成立案件审核组，围绕事实、定性、责任划分、适用条款等方面对拟立案案件严格审核把关，对事实不清的，退回各县市纪委监委查清相关事实后再上报审核；对违纪人员责任划分不清的，指导对照条例要求细化责任；对达不到立案标准或情节轻微的不予立案。天津市纪委监委进一步加强对涉及疫情防控问题处理的具体指导，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涉疫情防控履职不力等问题的处理，须报市纪委监委各有关监督检查室，对拟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由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审核把关，防止畸轻畸重。
“要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在具体工作中合理区分责任追究的界限，正确界定权责内容，分清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及重要领导责任，避免尺度不一。发现问责情形后，严格履行审理把关程序和集体审议程序。”天津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程庆颐说。
各地持续深化“以案促改”，发挥问责的治本作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纪委监委针对国有企业“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多发”问题，督促区财政国资工委开展国有企业制度清查，梳理完善公务接待、公车使用等制度34项，强化制度执行监督。
今年元旦临近之际，曾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受到问责的云南省砚山县文化旅游局党组书记滕跃来到县文化馆，与工作人员开展节前纪律作风提醒谈话，主动剖析自身问题。“要通过问责达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目的。”云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已出台开展问责激励谈心谈话办法，解决重惩处、轻激励和“一问了之”等问题。
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各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结合问责对象的动机态度、一贯表现、挽回损失等情况，准确把握和适用不予或免于问责、从轻减轻问责和从重加重问责等方面情形。北京市纪委监委制定《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实施容错纠错工作办法》，规定了6种可以容错的情形，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减负减压、撑腰鼓劲。